为庆祝建团100周年，团结引领广大团员青年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特开设“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史”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青年运动史，追寻信仰之光，勇担青春使命。

　　1939年

　　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国民党一天天强化它的法西斯特务统治，加强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连续发动了反共高潮。从而对抗日青年运动采取压迫政策，国统区许多青年爱国团体遭到迫害和解散，大批进步青年被逮捕、杀害、估计当时被囚禁的男女青年有一、二十万人。

　　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决定5月4日为西青救成立纪念日，5月1日至7日为青年参战动员周。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4月5日中央青委关于纪念“五四”，给根据地和大后方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对西青救提议“五四”为中国青年切，在各青年团体宣传和讨论，并号召本年5月4日全国各地举行拥护中国青年节的运动及纪念西青救成立两周年。

　　4月6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青年决定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部队青年工作，应以拥护青年节的运动为目标，进行有计划的检阅与更大的推动青年工作积极活跃起来。应在粉碎日寇扫荡华北，巩固根据地的总任务下，高度地巩固并提高部队。

　　4月16日《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由当时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共出三卷二十七期，至1941年3月因故停刊。《中国青年》创刊号刊载了朱德同志给西青救战工团的讲演。他指出，现在是战争的时代，革命的青年不学会打仗，决不会把中国弄好。怎样打用什么打？第一是用武器打；第二是用人打；第三是用政治工作去打；第四是用经济的战斗。打好这四种仗，才算完成了战斗任务。

　　5月4日延安青年举行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作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在这篇讲演中，毛泽东同志发展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肯定了中国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青年运动指出了胜利前进的方向。

　　6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模范青年给奖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方向放在第一位，模范青年是代表中国老百姓，要一生代表他们。自己代表还不够，并且还要教训儿子，中国革命没有成功，要长期斗争永远奋斗。

　　8月13日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提出只有充分扬民主，才能打倒日寇，取得最后胜利。大会通过了边区学联工作纲领，郑重提出《号召粉碎日寇汉奸破坏国防教育与学生运动》的提案。

　　12月16日《新中华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一二九’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词》。“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他说，“‘一二九’运动将成为历史上一个大纪念日。”

　　1940年

　　5月4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提出在国民党区域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在这一总方针指导下，国统区青年工作由过去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转向荫蔽的分散的活动。

　　6月3日党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提出“今后在国民党区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应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故工作重心应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

　　6月7日党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对华北及战区青年工作提出了四项中心工作：建立青年武装及半武装组织；加强青年中的文化政治教育，并协助党政机关开展国民教育及文化运动；改进青年生活，提高青年社会地位；积极参加瓦解敌伪军的工作。

　　12月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了国统区青年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国民党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总结了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冯文彬、胡乔木、蒋南翔等同志参加了会议。

　　12月12日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国统区青年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一是开展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两者不可偏废，而其统一的中心一环，就是党员必须加强社会活动，取得社会地位。”《指示》中提出青年统战工作的对象应该首先选择青年易于接近者和关心青年者，主要是学校当局；各界名流与学生家长；青年的合法社团；国民党三青团之各机关，成尤其是下级干部和团员；广大的中立青年。进行青年统战工作的方法是，赞助上述各种人的一切有益或无害的活动；进行各种组织活动，应尽量争取上述人士的指导、赞助、参加与合作，广交朋友，在学校尤须注意与国民党、三青团、及学校当局交朋友；必须重视社会关系和自己社会地位，纠正孤独清高轻弃自己社会地位的错误；交友工作中绝对不得暴露自己的政治关系；选派未暴露的党员参加三青团，长期埋伏，取得地位，适当赞助进步分子，促其分化。

　　1941年

　　6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纠正青救会自一九三九年以来产生的青年主义偏向。决议指出，青年运动应该有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同时指出，必须把完成一般任务（抗日、民主、生产等）与青年特殊任务（教育、学习、婚姻、娱乐、改善生活等）两者明确结合，不可偏废。在青年工作中要注意引导青年发挥积极作用，而不能使他们和成老年相对立。之后，青年主义偏向就逐步改正。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央青委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央青委由凯丰、冯文彬、宋一平、蒋南翔、高朗山五同志组成。凯丰同志为书记，冯文彬同志为副书记。

　　1941年日寇向根据地频繁进行“蚕食”、“扫荡”和“清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又加上当时华北各地发生严重天灾，因此使根据地面临极端困难局面。在党的领导下，广大青年积极参加了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和工作，在武装斗争、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以及文化建设和政权建设中，都做了出色的成绩。

　　1942年

　　下半年党在重庆、成都等地的青年工人，职业青年和青年学生中，建立了一种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领导称之为“据点”。它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组织纲领和组织系统，规模小，不发生横的关系，也不能转移关系。在当时恶劣环境下，它便于荫蔽，有利于保存和积蓄力量。

　　1944年

　　9月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进一步激发和鼓舞了青年对国民党的愤怒和反抗，不断掀起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浪潮。

　　10月7日成都五大学七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国是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两千多人，大会宣传了党的主张，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这是1940年以来成都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大型集会，影响到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地区。周恩来同志曾肯定了这次座谈会的意义。

　　10月在“据点”的基础上，成都建立了中国青年民主抗日协会（简称“民协”）。“民协”初成立时，主要是在一些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后来和成都地下党组织正式建立了关系。在党的领导下，“民协”在组织成都青年群众开展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0月14日蒋介石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诱骗学生为其效劳。

　　10月31日成都市伪警察数百人包围市立中学，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四十多人，造成“市中血案”。为声援市中学生，11月11日成都召开了一万余人的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欧打学生暴行，并举行示威、请愿。

　　12月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作了题为《和广大工农兵相结合》的重要讲话，向青年提出了夺取坑战后胜利的正确道路。他说：“一二九时代青年学生，已经提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和农民结合起来，在共产领导之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在党的领导下，昆明建立和秘密先进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民青”的主要成份是学生。它有宗旨是“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义”，“受最先进政党的领导，同民主力量合作”。抗战胜利后，特别是解放战争中“民青”积极参加反美反蒋运动。建国以后，“民青”的盟员大部分转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5年

　　3月国民党特务打互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重庆工人、学生和职业青年一成余人举行公祭和出丧游行。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在群众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枪决了凶手。

　　11月25日云南昆明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针对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25日晚上，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及英语专科学校等学生自治会举办了反内战的时事晚会。国民党派出特务和大批军警包围了会场，向大会乱放小钢炮、机关枪。学生和进步教授镇静开完晚会，并通过了反内战宣言，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捣乱。反动派无耻行径引起学生愤慨，第二天开始了总罢课。

　　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对昆明的爱国学生运动进行残酷镇压。他们派出特务及军警数百人，有计划地攻打西南联大等地。打死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于再等四人，打伤六十余人，酿成“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上海、重庆等十余大中城市的学生及各界人士纷纷举行声援示威和罢课，抗议反动当局的血腥屠杀。

　　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延安及晋察冀、山东、晋绥边区的广大军民热烈支援昆明学生。

　　12月9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一二一运动，指出：“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