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而言，传统金融服务具有两个边界，即客户需求边界和监管边界。当前经济金融环境正处在互联网经济和传统金融业相互渗透的交叉点上，由此带来了对一些金融行为属性判断的模糊，相应的监管规则也较模糊。客观来看，这种模糊化并非人们刻意所为，更不是监管机构不去监管或放松监管，而是当前阶段这种互联网行为与金融行为的交织本身，很难简单判定其属性，这也正是当前互联网金融的特有属性之一。

要想理解和接受这种模糊性，需要我们暂时搁下互联网金融这个热门话题，先去思索一个关于新技术发展的命题：谁是主干，谁是枝叶？

从枝叶到主干

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一些重大技术从出现到成熟，都结构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比如电、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它们在出现之初只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小枝叶，配合着人类既定生活而变化、发展。但当它成熟到一定程度，却会由枝叶演变为主干，从配合地位转变到支配地位，逐步引领各种市场行为都随之改变、调整、演进。

从公认的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1946年面世的“ENIAC”的出现，到公认的最早互联网雏形——1969年，美国“阿帕网”的出现，直至今天，计算机和互联网已经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许多人仍然将其视为枝叶。在传统金融从业者的意识中，“计算机、互联网只是个工具，它们服务于金融业”这样的认识普遍存在。但新技术的深入将会逐步发展到一个临界点。突破这个临界点后，它就不再是个可有可无的辅助的工具，而是成为人类生产生活行为的载体，成为“生活状态本身”。无疑，当前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为信息时代的载体、信息时代的主脉，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行为、各类资讯的获取、各类信息的交流、甚至各种社会舆论的传播，都在围绕互联网展开。互联网本身即是一种生活状态。这种实质性的主干演变，使得其他社会行为都需要围绕其做出改变。

从我国金融业的情况看，将互联网看作枝叶、辅助工具的金融互联网已经搞了差不多15、16年。从1997、1998年起，银行业就开始对金融互联网进行规划并逐步实现，推出了如网上银行服务等一系列相关新业务。但到今天，以金融为主干、以互联网为枝叶的“金融互联网”继续演绎的边际效益已经明显下降，必然逐渐向“互联网金融”去转化，这种转化的本质是以互联网为主干、而以金融为枝叶。

历史在不断地证明，如果不能适应这一转化将会被社会所淘汰。比如在电报技术出现之前，“山西票号”是清朝金融业的代表，其当时采取的信汇制度非常先进——手写密压，一撕两半，兑时核对，无误付款。从内部风控、激励制度来说，山西票号的现代化程度甚至远远超过现在某些银行。但由于其对现代技术不够敏感，甚至排斥，导致其没有把握住电汇的进步浪潮，仍然固守信汇、镖局这一套传统金融流程，既不能适应民国初年动荡的社会现实，也不能与运用新技术的新型金融机构相抗衡。因此，从清末到民国的二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山西票号的迅速消亡，另一方面是运用电报等新技术的诸如老中国银行、老交通银行、京沪两地三个证券交易所等新型金融机构的蓬勃兴起。新旧交替，令人唏嘘。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对业态的巨大影响力可见一斑。

螺旋式上升的业态发展

当然，无论如何演绎，人类的基本金融行为、金融需求不会消失，有人愿意出钱，有人愿意借钱，这种基本的金融往来形态将继续存在。再者需要看到，互联网金融所必然带来的各类“自金融”的兴起，也将同样面临巨大的社会交易成本，因此基于互联网经济的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中介行为也将继续存在。

以此为前提，才能更客观地把握住当前互联网金融的业态变化。打比方说，最早的金融业态是直接融资，以物易物，供需之间直接进行交易。后因这种行为交易成本的增高，逐渐产生了金融机构、银行，即间接金融。随着发展，间接金融也逐渐开始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要，又产生了以金融市场为核心的直接金融，VC、PE等都是直接金融的前沿，它的退出是围绕交易所来展开的。再往下就是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起到两个替代作用，一是可以替代交易所，“众筹模式”是最典型的替代交易所行为，它改变了融资的整个规则、行为，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将会非常明显；另外一个就是替代间接融资机构，最为典型的就是P2P贷款，是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替代。在互联网世界中，通过更快速有效的信息获取，互联网金融业态从直接融资发展到间接融资，如今又回到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直接融资的轨迹上，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金融行为没有消失，但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意味着整个金融业态将产生结构性改变。这种改变的客观推动力是互联网经济的成熟和逐步居于主干地位，外界的“搅局者”只是这种客观推动力的外在表现。

然而，互联网金融再怎么发展，仍然需要信息的识别、风险的识别、信用的评级等予以辅助，仅仅依靠个体之间在互联网上自发克服信息不对称性仍是很困难、甚至是混乱的。即使是“自金融”也同样如此。所以金融中介承载的信息加工、风险加工、信用评级等职能不会消失，但其存在状态会根据新的环境而发生重大改变。过去这类行为大多数在银行内部完成，针对内部自身客户来行使中介行为。但是在互联网金融时代，服务的范围与边界均发生了变化，客户与中介之间可能互不相识，信息可能是偶发、突发的等等。同时，如果说传统金融业更偏重的是财务信息，那么，在未来在金融中介行为中，可能将集成更广泛的非财务信息、社会信息，信息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将极大延伸，即所谓的大数据。当各类行使金融中介行为的机构都跳出自身的固有结构、通过大数据的信息共享来应对各类全新的和不断变化中的需求、来换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时，金融中介服务的范围和边界也将几何级扩大。

理性对待“监管溢价”

现在对于全社会来说，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认识“监管公平”或“监管溢价”的问题。当前互联网出现了很多带有金融属性的机构，其行为超出了针对现有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则和范围，获取了“监管溢价”。由于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营运都必须与资本金挂钩，所有业务均须折算成风险资产，风险资产与资本金关联，监管机构通过对资本的控制来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结构和规模，从而达到监管目的。在这套规则里，金融机构是要付出很高的资本成本的。假如这套规则约束了银行而没有约束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就意味着，互联网金融机构无需付出高昂的资本成本，其所获取的利润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监管溢价”。

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仍是上面所阐述的一点：互联网突破了临界点，从枝叶长成了主干，突破了临界点的互联网金融，就超出了当下针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则和范围。而现有以资本为核心的监管规则，是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形成的（以巴塞尔协议Ⅰ的实施算起），一方面其能否适用于互联网金融？另一方面如需重建要再花多长时间？都是当下还无法即刻回答的课题。因此，“监管溢价”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是：在规则未明确之前，应限制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这种观点在互联网还是枝叶地位时还是成立的（事实上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但在互联网已经成为主干以后，这种观点则已经不具备现实意义。

打个比方。上世纪90年代一些银行尝试推出的预付费卡、储值卡业务，后来因为某些外部性原因被叫停，直至今日银行业也被明令禁止发行，但这并没有阻挡储值卡的发展。它在银行系统外由第三方推动着蓬勃发展，甚至后来还获取了合法的第三方支付牌照。金融业务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社会需求，社会需求产生了产品生存空间，如果传统银行业没有提供这种服务时，它自然会在银行体系外野蛮生长出来。当大部分人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购物、信息获取、社会关系交往等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络时，将金融业务互联网化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此时，监管规则的有无都已经难以阻挡。

可以看到，这仍是“谁是主干、谁是枝叶”的问题。当临界点突破以后，金融行为转移到互联网上其实是一种必然，监管规则只能起到疏导而非拦阻的作用。而在监管规则到位之前，互联网金融机构获得的“监管溢价”，也就成为“必然性下的必然”。

寻找监管与创新的平衡点

但金融行为毕竟是高风险行为，互联网金融同样如此，在金融产品的便利性和风险性之间能否找到平衡点，完全取决于对客户风险承受度的认知。近几年来，传统银行业在理财业务上已经慢慢找到了这个平衡点，与2006年时理财产品的组合相比，在产品风险度和服务客户的互动性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互联网金融必然也会经历这个过程，如何把握客户对不同种类网络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只有不断的实践才会告诉我们答案。

如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野蛮生长的城市信用社一样，互联网金融企业也一定会经历各种风险的挑战与波折。其时，改革开放后经济活动日益活跃，仅有的几家银行无法满足当时的社会金融需求，城市信用社应运而生。然而在满足那个时代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它也带来了高风险，不论对其自身经营而言，还是对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管，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认识与防范，同样需要类似的洗礼来逐渐厘清。互联网企业的内部约束、监管机构的外部约束，双方都有一个逐步到位的过程。最近半年来，陆续有些P2P融资网站曝出一些问题，这是正常的。尤其是高风险的信贷类金融行为由一些缺乏深厚金融阅历的人员去进行操作，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从这点上说，与当初的城市信用社非常相像。但是从历史趋势来看，大波折、大洗礼并没有阻滞当初城市信用社的发展，有相当多演变成了城市商业银行，在我们的金融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金融服务职能。

毋庸置疑，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非常强大。但是不是需要立即进行监管，管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大趋势看，我国正处在一个金融监管逐步放松的历史进程上，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旺盛，客观上要求监管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尤其在金融行业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助推器甚至加速器的时候，把握平衡点的艺术就显得非常重要。阻拦风险，只能将风险异化和“视野外”酝酿；疏导风险，才能将风险引导到可控的轨道上，驾驭与化解。

金融改革的方向是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

此外，对于互联网金融，还应该放在我国经济及金融大的背景下来看待。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披露，到今年3月末，中国人民币广义货币（M2）余额已达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这再次加重了社会对货币总量是否超发的广泛质疑和争论。如何解决货币总量的问题，其中一个大的政策方向，就是致力于使直接融资真正替代间接融资。只有做到这一点，新增货币量才不会继续增加；并且随着老贷款逐步归还，货币总量才会稳步回归。

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能够促进直接融资发展的手段及方法，都应作为金融改革发展的方向，包括资本市场业务、理财业务，当然也包括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直接融资业务领域，尤其适用于中小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或许会更加相信，互联网金融符合国情和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