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施政行为。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有之，一张蓝图绘到底、功成不必在我的有之，一心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的有之。然而，也有一些地方一味追求GDP，把百姓的需求、权利和幸福，遮蔽淹没在冷冰冰的数字后面，牺牲环境换取高速发展的人有之;把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作终南捷径的人有之;漠视群众疾苦，不理旧账、“前任建后任拆”的人有之。其带来的后果是：经济指标高了，环境污染了;标志性工程建起来了，地方负债累累了;大拆大建多了，社会矛盾激化了;GDP上去了，政府公信度下去了。

　　从“十二五”规划对GDP增速不再作硬性量化要求，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党政领导需要什么样的政绩观，中央态度越来越坚定，指向越来越清晰，要求越来越具体，而肩负政绩“指挥棒”的考核体系，也在不断探索、改进、完善。此次中组部公布的政绩考核新精神，就是进一步清晰传递中央信号。

　　抓住了考核“指挥棒”，可谓抓住了地方领导政绩观的命脉。可以想见，在考核新导向的驱动、约束下，在选人用人新依据前，那些宁可增长速度降下来、也要保护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可以轻装前行了;那些埋头苦干、重视民生改善、注重社会和谐的领导干部，将获得更多认可;那些任上虽没留下什么标志性工程、却为后任栽下大树的干部，将有望更受重用。而那些不惜牺牲环境换经济增长、不计成本搞政绩工程的干部，不仅会被念起“紧箍咒”，难靠“数字出干部”，还可能招致问责。

　　指挥棒要真正发挥效力，要高高举起，更要落到实处。一些地方，GDP至今仍是一些官员引以为傲的政绩，一些干部身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发展观念仍属稀缺品质，这当中既有考核体系不健全的因素，也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政绩考核，不仅是一个“考什么”的问题，还必须特别重视“怎么考”、“如何用”。如果大拆大建的市长屡有提升、好大喜功者吃香的现象依然不断、经济增长跑得快的地区总得表扬，怕是很难抑制住冒进浮夸的冲动。这也正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一再强调“关键在落实”。

　　比如对政绩的分析。中央导向很明确，既看发展成果，又看发展成本与代价;既注重考核显绩，更注重考核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然而，发展成果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发展成本与代价却往往存在模糊空间，“谁来评价”，“什么标准”，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显绩容易考察，潜绩往往滞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下，组织部门如何考察得准、考察得实，绝非一个原则性规定可行。

　　对地方领导而言，需要把中央的要求落实到发展蓝图中、体现在政府实事里。这是政治要求，也是发展命题。对组织部门和上级领导来说，需要牢牢把握新导向，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尺，让干部政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考验，这是党的宗旨所在，也是时代任务所需。

　　已近岁末，年度考核即将来到，新一年的发展计划也将展开，期待各级干部能够对照新要求，走好施政的“下一步”……